这场廷议讨论了很久。
    最终，内阁按照崇祯帝朱由检的旨意决定先在京师成立一座京师师范学堂。
    成立京师师范学堂的目的自然是要先训练一批能够承担新式教育教学任务的教师。
    这些教师需要有擅长算术的、通晓自然科学各科基础知识的或者熟稔钱法即经济者。
    如今这样的人在大明都算是屈指可数的人才。
    且很多都在户部、工部等官衙担当要职。
    因而，首先内阁要做的是从各处官衙抽调这些人才。
    好在之前已有大明工业学堂、大明陆军军事学堂、大明船政学堂。
    这三所高校培训出了许多熟稔算法经济以及知晓自然科学理论基础的人员。
    内阁便以这三所学堂以及大明科学院、大明工程院、大明军械所和户部的部分官员与学员为基础筹备出京师师范学堂的领导层与教师组。
    而京师师范学堂则以大明军械所的在职学徒以及工匠为基础还有国子监的部分监生为第一批生源。
    这些人将作为京师师范学堂的第一期学生。
    这些学生合计约在一万左右。
    且将在大明京师师范学堂进行三年的学业培训。
    毕业后将留在京师或者下放地方各省担任新式学堂之教职官员。
    同时，内阁则秉承朱由检的旨意先鼓励各省督抚可先自主成立一批新式学堂。
    由地方督抚自己筹集师资力量，自己按照朝廷指示寻觅生源。
    且对于兴办新式学堂之规模与积极性将作为对地方官员最重要的考核。
    一时间，各省新式学堂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
    有的地方新式学堂不过只有账房先生教学生如何算账。
    有的则是风水先生教学生如何看地理风水。
    大多数新式学堂被地方官员办成了职业培训机构。
    但朱由检没有制止，新式学堂不就是要培养出有用的学生嘛，毕竟职业培训也是新式学堂的目的之一。
    而在京师，宋应星、方以智等大明科学技术前沿的人才们还在编纂各科各层级的教材，尤其是涉及格物、化学、算学、生物、地理等的教材。
    这些知识点需要他们根据自己以往的实验规律以及大明皇帝朱由检提供的圣学知识去整理与修正的。
    最终在四个月后，大明第一批关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各科大学堂生员专用教材出炉，而第一批京师师范学堂的生员也刚刚入学，京师师范学堂也得以顺利开展他的新式教育。
    接下来，他们还得安排各层级的学堂每年教学计划与教学目标。
    在三年后，这第一批新式教育培养出的生员顺利毕业，由内阁根据毕业考试成绩的不同分别派到了两京其他各省乃至府州县进行各级别学堂担任教职官员。
    在五年后，大明新式教育改革便已初具规模和体系。
    各县有新式初等学堂，同县学一样，面向所有社学蒙童招生。
    各县之初等学堂设三个年级，第三年毕业后考选优异者升入高等学堂，高等学堂也设三年，三年毕业后考选优异者可入大学堂。
    继京师师范学堂出现后，在第三年，大明便又成立了京师大学堂。
    同时在南京、沈阳、重庆、西安设立了四所师范学堂。
    另外，除了原有之大明工业学堂、大明船政学堂、大明陆军军事学堂，在南京、松江、保定、沈阳、广州、成都、武昌、昆明、太原、保定、苏州、扬州十二地成立一批综合性大学堂，由礼部直接管辖。
    这四所师范学堂与京师师范学堂以及京师大学堂和十二地的综合性大学堂皆受礼部管辖，学堂祭酒授礼部右侍郎衔。
    这些高校可直接考选学生为举人甚至进士，名额不限，但有相应的标准，具体标准由高校自己决定上报礼部批准。
    这里面最重要的则是京师大学堂、大明工业学堂、大明船政学堂、大明陆军军事学堂、京师师范学堂五所高校。
    京师大学堂由内阁阁臣兼工部尚书宋应星亲自担任祭酒，圣学成就最高的方以智担任圣学司业，相当于后世之理科带头人，文学成就最高的张岱担任文学司业，相当于后世之文科带头人。
    师资规模乃全大明最强，生源也是从各省高等学堂里选取的最顶尖学生。
    大明工业学堂是工业底子雄厚背靠大明军械所，汤若望、孙和鼎、孙和斗等大明工业领域顶级专家的集中地，且很多教师都已经是大明工程院的院士，因而算是大明在应用科学领域最核心的基地。
    大明船政学堂负责海军训练与造船，在海洋方面无人可敌。
    大明陆军军事学堂则是大明最高等军事院校，大元帅府大部分中高层将领皆出自该校及其前身淮安讲武堂。
    京师师范学堂乃师范领域的代表，且朱由检将王夫之从大元帅府调派到了京师师范学堂，也使得京师师范学堂与国子监等传统学院大为不同。
    国子监本来就已是名存实亡，何况北京国子监还曾毁于战火，而南京国子监则更衰败了，如今也就不过是赶考举子们的临时读书之地。
    国子监的官员一出缺，朱由检也不让内阁再任免，使得一些想靠进入国子监走门路寻求官位的监生不得不放弃入国子监，而转入考选入新式学堂。
    毕竟新式学堂特别是大学堂的很多教师都是朝廷高官甚至是陛下身边的宠臣。
    不但如此，朱由检还从崇祯二十五年开始缩减科目的进士、举人名额，以财力不足为由，命各地县学府学乃至国子监削减一半的名额。
    这样无疑让通过科举当官的人越来越少达到逐步取缔科举的目的。
    另外，朱由检还规定新式学堂之生员、举人、进士乃不同于科举者，无免税田一说，只有补贴，也就是说通过新式教育出来的士子官员是没有传统士绅的特权的。
    这样可以避免士绅阶层的扩大。
    但也正因为此，尽管朱由检把科举进士名额削减到每三年只取一百人，但依旧有许多人首先选择走科举之路，好在朱由检把参加县学的次数限制了，使得很多蒙童一旦参加县学两次失败就只能选择入新式学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