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马桥下的河面上，密密麻麻停满着木制渔船。
    男人们劳累了一天，在左边黎光廉街的一间间小吃店或米粉摊上吃饭、聊天、休息，女人们守着一筐筐刚打上的鱼蹲在河岸边叫卖，还有一些女人聚在一起补网、拉家常，孩子们则光着屁股在河里戏水打闹。
    右边是技能纸厂和国际日报社，事实上人人日报和光华日报的办事处也设在附近。
    文质彬彬的记者编辑，行色匆匆的货栈工作人员，络绎不绝的肩挑小贩……卖甘蔗的最夸张，从东向西一字排开，地上全是甘蔗，看上去蔚为壮观。人们川流不息，各种吆喝此起彼伏，堤岸的下午，似乎总是这么热闹。
    王金贵三口两口吃完饭，接过儿子送来的换洗衣服，叮嘱了一番学习要用功、在学校要听先生话，才回到李家货仓码头边。
    “老四，家伙全搬上去了？”
    一个堂堂的少校参谋竟然沦落到给人当保镖，要是搁五年前，简直是个天大的笑话。
    然而，时过境迁。
    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能够混口饭吃已经很不容易了。别说给人当保镖，半个月前古建华连去打劫的心都有。
    他回头看了一眼甲板上盖得严严实实的油布，掏出香烟笑道：“全准备好了，就等大少爷。”
    这是一条能载四百吨货的钢制轮船，为了让大少爷坐得舒服点，刘先生特别让船老大把船开到吴记船厂突击改装。
    货舱变成了好几间客舱，刚才送来几卡车大床、写字台和沙发之类的家具。阮秘书像个女主人，舱里怎么布置，床单被褥该怎么铺，全是她说了算，其他人不能沾手。
    甲板上改装得更夸张，油布下面其实是两个可以支起来的铁架子。
    丁茂材神通广大，不知道从哪儿搞来两挺m2重机枪和十几箱子弹，要是遇到不长眼的家伙，把两挺机枪往架子上一搁，就可以把他们全部“突突”了。
    李家在西堤有钱有地位，王金贵早见怪不怪，抬起胳膊看了看刘先生前天刚送的手表，自言自语地说：“4点半了，也不知道少爷跟那个先生谈完没有。”
    古建华半躺在油布上，美美的抽了一口烟，吐出一连串烟圈笑道：“大哥，少爷都不急，你着什么急？说句心里话，我真有点怕坐船，那次去富国岛，还有上次从富国岛出来，我差点没吐死。”
    “这点出息，有时间学学游水，看那帮孩子，游得多好！”
    正说着，一辆轿车开到码头边。
    一个瘦不拉几的眼镜钻出轿车，从后排拖出一个大皮箱，一边上船一边自来熟地招呼道：“王大哥是吧，我航运公司小林，刘经理让我以后也跟着少爷，初次见面，多多关照。”
    王金贵刚准备开口，阮明秀从船舱里探出头来，一脸疑惑地问：“你就是林嘉生？”
    “哦，我就是。”
    “东西呢，怎么就一个箱子？”
    刘先生说过，眼前这位漂亮的女人是未来少奶奶的表姐，林嘉生不敢怠慢，急忙放下皮箱道：“在车上，一共三台，连电池都准备了十几块。全新的，美国货，在公司调试过，接上天线就能用。”
    阮明秀追问道：“天线带了没有？”
    “带了，配套的，一样不拉。”
    帮着把东西搬进船舱，王金贵才知道原来是电台，美国军用电台，在第一兵团时只有师级指挥部才能配上这样的。
    古建华越想越不对劲，一回到甲板就神神秘秘地问：“大哥，又是机枪又是电台的，把一条货船搞得像军舰，大少爷到底想做什么？”
    尽管王金贵同样很好奇，但依然狠瞪了他一眼：“你问我，我问谁去？做好分内事就行了，不该问的别问。”
    与此同时，李为民正坐在码头不远处的一个仓库办公室里，同义安中学历史老师钱新霖聊天。
    他旁敲侧击的问了很多，比他几个叔叔不知道要老练多少倍，整个一狡猾的小狐狸。想到过去的种种，钱新霖心里五味杂陈很不是滋味儿，决定不再跟他打哈哈、绕圈子了，突然冒出句：“李先生，如果能联系上你二叔三叔，你肯定不会像现在这样……这样担心。”
    李为民愣住了，紧盯着他双眼将信将疑地问：“钱先生，你认识我二叔和三叔？”
    “还有你四叔和你小姑，其实我跟你二叔是同学，念书时经常去你家吃陈妈做得饭。”
    堤岸说小不小，说大也不大。
    年龄差不多，又都是潮州人，抬头不见低头见，认识很正常，这不能代表什么。
    事关计划成败，李为民不敢冒哪怕一丁点险，不动声色地问：“钱先生，你知不知道他们现在在哪里，有没有他们现在的联系方式？”
    “他们说你二叔牺牲了，但谁也没见到尸体。你三叔确实去了延安，据说是通过八路军柳州办事处去的。你四叔原来在昆明为国军效力，主要帮着转运抗战物资，后来被调到第四战区，之后便失去了联系。”
    跟老头子说得基本能对上，日军进驻过越南，事关身家性命，这些事不能轻易向外人透露，所以一直以来知道的人并不多。
    李为民微微点了下头，又问道：“我小姑呢？”
    提起吴冠琴，钱新霖流露出一脸痛苦的神情，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哽咽地说：“冠琴牺牲了，为掩护我们撤离牺牲的，你爸和刘先生以为她早回国参加抗战了，一直不知道她就在西贡，就在家门口。”
    不管怎么说，身体同样流淌着李家的血，更何况她是为抗战而牺牲的。
    李为民深吸了一口气，捂着下巴追问道：“知道尸体葬在哪儿吗？”
    “听说被扔进沼泽了，我们的人后来去找过，但没找到。这些年我一直想跟你爸说，却一直不知道该怎么开口。或许不说更好，至少还有一丝希望，还能有个念想。”
    “你们的人，你们帮谁做事？”
    “刚开始是党部，党部撤了之后来了个军统的特派员，后来直接听命于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托马斯少校领导下收集军事、经济和气象情报，同时帮着营救被击落的美军飞行员。”
    看着他若有所思的样子，钱新霖又沉痛地补充道：“你二叔走的时候你爷爷尚健在，老人家拦不住，又担心他给家里招祸，就立下一个规矩。抗法也好，抗战也罢，只要出了李家门就不再是李家人，去借富庙向关二爷立过誓的。所以你爸后来只听说日本宪兵打死了一个叫倪倌清的华侨，不知道她就是你姑姑李冠琴。”
    李为民越想越难受，仰头轻叹道：“我小姑到死都不想连累家人。”
    “不仅你小姑，你二叔、三叔和四叔离家之后全改名换姓了。如果他们还活着，同时又不给跟家里写信，那我们想联系上他们绝不是一件容易事。”
    能联系上最好，联系不上也没什么办法，更何况这是上一辈的事。
    李为民沉思了片刻，冷不丁问：“钱先生，你现在跟总领馆还有联系吗？”
    “没了，随卢汉大军进越受降后就没了。”
    “为什么？”
    “军纪败坏，***掳掠，无所不为。他们是痛快了，他们一走河内华侨就糟了殃。越南人之所以这么恨我们，与他们在河内、海防的所作所为有很大关系。”
    越南人对国军尤其对卢汉的评价极差，他代表国民政府接收越南北部，下属军纪败坏，强－奸－民妇，抢劫民财，在越南人眼里比日本人还坏。作为一个生活在越南的华侨，确实看不顺眼，看不下去。
    李为民摸了摸鼻子，接着问：“越盟呢？”
    “日军投降时我加入过越盟，开始很热血，后来发现他们说一套做一套，要是信他的话，跟着他干，将来怎么死的都不知道。经历过那么多事，最好的朋友牺牲的牺牲，失踪的失踪，心渐渐冷了，甚至怀疑之前所做的一切到底有没有意义。”
    “于是就回来继续当老师？”
    钱新霖摇头苦笑道：“除了回堤岸，我还能去哪儿？”
    刘家昌打听过，他过得非常节俭，每月薪水几乎全部拿去接济那些随他一起回国抗战，却没能一起回来的学生家长，现在想来应该是内疚。
    在波澜壮阔的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加入越盟后来又脱离越盟的人多了去了，其中甚至包括越南国元首保大。
    李为民无法确定他现在与***或越盟到底有没有联系，知人知面不知心，也没办法去查实，便似笑非笑地问：“钱先生，这么说我可以信任你？”
    钱新霖没回答这个问题，而是淡淡地问：“李先生，你为什么跟我的学生说那些，为什么这么小心，你到底想把我的学生往哪条路上带？”
    “看来你一样不信任我。”
    “生命太宝贵了，我已经错过一次不能再错。李先生，作为老师，我要对他们、对他们的父母负责！”
    看着他一脸严肃的样子，李为民感觉可以相信他，若无其事地笑道：“我想做的就是他们正在做的。居安思危，既然两边全指望不上只能靠自己。如果钱先生非要刨根问底，我可以归纳为四个字－－－‘抱团取暖’。团结一切能够团结的力量，承担一些义务，争取能争取到的权利，想方设法拓展我们这些华人的生存空间。”
    “仅此而已？”
    “仅此而已，不信您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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