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贤镇人杰地灵，二小惊现三个神童，”省报这篇文章上的消息，就像一阵风似的吹到了中原省的每个角落，而御杰和沈梅依、马静三个人也成了所有家长教育孩子的榜样。
    在钱爷爷家里练完了武功，御杰像往常那样拿起了扫把打扫院子，钱有良笑眯眯的打量着自己的徒孙：“小杰，雍胜门的三十六招武功和内功、鉴宝、正骨的独门绝技，爷爷已经全部交给你了，今后有多大的成就就看你自己的了，爷爷相信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孩子，将来一定会做出一番大事来。”
    钱有良说完冲着御杰招了招手，率先走进了房间，在东山墙上一块不起眼的青砖上按了一下，脚一蹬，地上露出了一个黑魆魆的洞口。
    “小杰，你用手电照着路，爷爷今天要告诉你，我们雍胜门的一个秘密。”
    洞口不大，走进去刚好能够直起腰来，洞的地面、墙壁全是用青砖制成的，按照御杰的眼光，这个洞修得也有些年数了。
    走了十几米远，钱有良又推开了一道暗门，虽然洞里很暗，但却一点也没有潮湿的感觉，很显然这个洞有着独特的通风装置。
    在手电筒灯光的照耀下御杰惊讶的发现，这个洞至少也有八十个平米那么大，四周全是高高的木质货架，中间还有十几口镶着铁钉的大木箱子。
    虽然木箱里装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但货架上摆着那些古董都散发着浓郁的白光，无一不是价值连城的宝贝，御杰那天看到两个汉代金铸印也在其中。
    御杰惊讶了，他绝对没有想到，其貌不扬的钱爷爷竟然是一个深藏不露的超级大富豪，这些东西随便拿出一件来都会引起巨大的轰动，这些宝贝的价值已经不能用金钱来衡量了。
    “小杰，这是我们雍胜门传下来的宝藏，都是由每一代的掌门人负责保管，原来我想传给你的师傅，可是你师傅至今下落不明，现在我就把它传给你了。”
    老爷子点起了几根粗如儿臂的蜡烛，瞬间整个洞内亮如白昼，四处看了看才明白，原来洞的四周都有一块巨大的玻璃镜，是反光的原理才使这个洞里这么亮。
    镜框上雕刻着龙凤的花纹，显然也是一件老古董了，御杰的脑子里立刻出现了有关玻璃镜子的历史知识。
    据华夏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条瑞典船的故事》一书记载，雍正年间，广州的对外贸易日渐繁荣。每年夏秋之际，计有近二十条西洋贸易大船到港，分别来自英国、法国、荷兰，奥地利和瑞典。这些大船前来购买华夏的茶叶、瓷器和丝绸，但是也有一些西洋物产，比如呢绒，钟表等，其中有一样比较特别的物产，就是玻璃。
    当年承接外洋船广州贸易的洋货行行商，基本上都是来自福建的熟手商人，家资巨富，在广州城外西南角所建造的洋货行，规模十分巨大。行外有店铺，行内有巨大的仓库，货场，还有靠江边的专用码头。洋货行旁边，还建造了专门的庭院，既有对外的独立门户，有可以直接通往洋货行。庭院内至少是一栋两层建筑，格局和当时的民居大不相同，乃是专供外洋船租用，作为外洋之人在广州贸易时候的居停购物之所。
    既然是夷馆，所以建筑格局相当洋化。洋货行依江而建，所以靠江边，通常还建造有一个很大的阳台。两层楼房，也是当年广州城内外绝无仅有的新颖形式。洋货行的行商最早进口玻璃，大概就是为了建造夷馆所用；二楼窗户装上玻璃，十分气派洋气。这种夷馆建造得相当完美，也很值得；当年外洋船租用这样的一个庭院，一个贸易季节，要花近一千两白银。
    玻璃用起来之后，自然是有人眼馋。但是行商们一来都是没有功名的白丁，二来都是来自福建的土佬，雍正朝初年，官府和广州的士绅，基本上是看不起他们的。用现代的话说，那些和洋人打交道的福建人，包括行商、通译和买办，都是主流社会之外的人。因此玻璃一物，虽然在雍正初年即有进口，但是使用十分局限。
    雍正七年，公元一七二九年，雍正皇帝起复遭到罢免的原广西巡抚，满洲上三旗包衣奴才祖秉圭，出任粤海关监督一职。祖秉圭之前，粤海关监督一职，一直由广东巡抚兼任；从祖秉圭起，单独任职，名义上是户部所派遣的官员，其实是直接秉承内务府的指令；祖秉圭官居二品，兼监察御史衔，而且有密折直奏之权，无论是权势地位，均不亚于广东巡抚。
    祖秉圭和前任粤海关监督，广东巡抚杨文乾的作风大不相同。一是专心为内务府搜罗奇珍异宝，二是因为要办好差使，加上贪心大炽，所以和这些富裕的福建佬，打得十分火热；特别是和当时最大的洋货行，广顺行的行商陈寿观，关系好到了称兄道弟的程度。这样一来，行商那里有什么好东西，祖秉圭自然都十分熟悉。一来二去，这玻璃就成了祖秉圭进贡的好东西了。
    据清宫档案记载，雍正九年，祖秉圭送往宫中“大玻璃片一块，长五尺、宽三尺四寸，随白羊绒套木板箱”。这等大块玻璃，万里迢迢来自欧洲，再由陆路小心运到京城，倒也实在是不可多得之物；皇上龙心大悦，不在话下。雍正年间皇宫之中开始使用这种进口的洋玻璃，结束了中国历史上几千年一直用纸糊窗户的历史。如此说来，这祖秉圭算是相当有功劳的。
    但是万里迢迢，专人护送大块平板玻璃到北京，毕竟是劳师动众的大事情；只有皇上才享用得起。祖秉圭在北京，皇亲国戚当中的三大爷四大妈向来对之十分照顾，现在有了海关监督这样的美差，自然十分想着报效些特别的好玩意。这样一来，进口的平板玻璃，终于摇身一变，成了北京城富贵之家的玩物，称为玻璃围屏。
    所谓玻璃围屏，就是雇用精细的广东木匠，用上等硬木，如紫檀花梨等，制作一个木头架子，精雕细琢。然后把进口的玻璃片镶嵌起来，这就成了一幅围屏。然后再请高明的画匠，在玻璃上面画上山水人物，栩栩如生。这样的一幅围屏送到北京，那些王公贵族无不喜爱。这围屏制作最早是否出自祖秉圭的主意，倒也不得而知，但是祖秉圭数次进贡玻璃围屏，另外大量制作，分送北京的三大爷四大妈，的确是有稽可查的事情。如雍正九年四月，给皇上送去玻璃围屏二架，计二十四扇；皇上想来很是喜欢，特意下旨，交内务府总管海望收藏。一时之间，玻璃围屏成了王公贵族家中最显赫的摆设。
    这种把进口的西洋玻璃，改成珍玩的办法，倒也十分别出心裁。日后广州出了不少著名的木匠，甚至有进宫中造办处，成为一代名匠之人。有清一代，广州的玻璃画居然蔚为大观，特别是仿照西洋笔法，在玻璃上描画人物肖像，更是成就不斐。如乾隆年间广州的著名行商，三品顶戴的潘振成，他在乾隆中叶送给瑞典东印度公司大班的玻璃肖像画，至今挂在瑞典哥德堡的历史博物馆里，画工十分精良，人物栩栩如生。木器制作和玻璃画的成就，和玻璃围屏的大量制作，应该也有相当关系。
    虽然这篇文章里没有记载玻璃镜子出自哪个年代，还有的人认为玻璃镜子在明代就有了，不过大量使用玻璃镜子恐怕也是在清代吧，原因就是有了玻璃还能没有镜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