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丝苔拉从小巷里走进来，穿行在曲折迷离长长的走廊的时候，他想，自己终于明白了一件事，人生中其实有很多事情，都是命中注定的。
    我是在麦德林的一间棚屋里出生的。出生的时候，母亲赛琳娜的哭喊，响彻了那一片的棚屋区，从早上一直到下午。叔叔和舅舅，姑姑和姨，还有很多我的表兄弟姐妹，在很小的房间里进进出出，爷爷和奶奶在另一个房间里，虔诚地祷告，祈祷我能够顺利地来到这个世界，接生婆大声地叫着，要我母亲不停地使劲，母亲声嘶力竭地叫着，脸上已经分不清是汗水还是泪水，她全身痉挛着，语音含混地诅咒着每一个她知道的事物，她的手指撕扯着亚麻布的床单，直到那床单的边缘，不知道什么时候已经变成了一缕一缕的了。孩子们兴奋地叫着，因为大人顾不上责罚他们，而是围坐在我们家那幢破败的红砖房外面，紧张地等待着我的到来。那是八月的一个黄昏，空气温暖而湿润，从红砖房的二楼，可以看见不远处的麦德林河，穿越这片红黄相间，杂乱不堪的棚屋区。如果是一个安静的午后，你坐在二楼的露台上，甚至可以听见河水哗哗流淌的声音，那天的夕阳很好，红的很柔和很温暖，安静地徘徊在深蓝色的河水上面，像是一幅，色彩过于浓重的油画。
    我的第一声啼哭，是我的表哥阿图罗·阿卡狄亚·冈萨雷斯听到了，他当时刚刚六岁，随着接生婆的拍打，和我母亲长长的一声叹息，他像风一般冲出了房间，来到了房门口，对着每一个他见到的人大声地喊着，生出来了！生出来了！他径直跑到了街上，喊着这句话，从我们家旁边的“冰山”冷饮店，一直喊道这条街最南边的梅尔卡多家。他的叫声里，有着一种连他自己也无法解释的兴奋和解脱，可能他当时只是想着，一件事情终于结束了，终于有了一个，看来是不错的结果。
    我的父亲迭戈·加西亚很及时地赶到了，他是从波哥大的一家墨西哥餐馆里回来的，为此，他被扣了整整三天的工钱，因为他是厨师。不过他看到我的时候很欣喜，他在狭小的房间里舞动着双臂，感谢着主和很多我第一次听说的名字，然后小心翼翼地把我抱过来，看着我的眼睛。
    “我决定叫他里奥·赫尔南德斯·加西亚！”他庄重地宣布着，这个名字他说他想了一路，他们说，里奥在西班牙语里，是狮子的意思。“他会像狮子一样地强壮！看看他的手指，看看他的头发！”他不停地跟过来道贺的人说道，“这是我们加西亚家的长子。”爷爷在一旁昂着头，拄着拐杖，很是骄傲地补充道。
    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人们的脸上，裸露的皮肤上，都汗津津的泛着光，父亲让人买来了牛杂，做了一大锅的帕伊萨牛杂汤，招待来看我的亲戚和朋友。大家都很高兴，有人唱起了班布戈。班布戈是哥伦比亚最有特色的歌舞，据说起源于居住在安第斯山脉的印第安人，这是“追逐舞”，男人追求女人，直到最后两人一起起舞，他们说每跳一次班布戈，就好比经历了一次爱情，它有着印第安人的狂野和孤傲，黑人的热情和奔放，还有西班牙人的浪漫情调，后来，有一个哥伦比亚的诗人曾经说，“在那曲调中，充满印第安人的忧伤，它带来非洲炽热的旋律和安达路西亚潇洒的风貌。”
    领唱的，是我的一个姑妈，她是远近闻名的歌手，但是我们家唱得最好的，还要算是我的妈妈，她原先都是在鲜花节上做班布戈的领唱，只是因为今年要生我，才把这次领唱的机会，让给了我的姑妈。
    姑妈的歌声，有点沙哑，我喜欢她的声音，有一种微微喝醉的感觉，她的声音里有轻快的流水，伤心的兰花，还有一个永别的夜晚，有人拿着吉他和班多拉琴给她伴奏，曲调时而苍凉时而欢快，不一会儿，我父亲的声音加了进来，他的声音有着一种抑制不住的喜悦，还有对未来的期望，别的亲戚，有的在随着音乐起舞，有的在忙里忙外地照顾着我的母亲，而我，已经在哭声中沉沉地睡去。
    我想我是幸运的，我能出生在他们中间。
    麦德林的棚屋是建在山上的，河畔的那两层的红砖房，是我的家。我在街道上长大，当我迎着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沿着起伏不断的山路奔跑时，就像一只在草原上追逐的小狮子。他们说里奥跑得像风一样，这个孩子配得上他的名字。
    阿图罗是我最好的朋友，他说自从第一眼看到我，就知道我们会玩到一起，他赌咒发誓道。我们分享所有的东西，一块巧克力，一片彩色的羽毛，一顿不分青红皂白的暴打，还有一场来之不易的胜利。
    我们棚屋区的孩子，总是在靠近麦德林河边上，一块看起来比较平整的草地上踢球，有时甚至就在街道上，我当时什么都可以用来踢，一个空罐头盒，我和阿图罗就可以踢一个下午，母亲赛琳娜每次洗衣服的时候，总是叉着腰，吵着要把我和我破了洞的鞋一起扔出去，“扔到麦德林河里去！”她怒气冲冲地说道。
    父亲在我五岁的时候，从波哥大回到了家，他说是因为那边的餐馆不景气，但是在我们棚屋区是藏不住秘密的。很快就有人告诉我妈，说他是因为搞了老板娘，被老板叫人打了一顿，自己跑回来的，我妈伤心欲绝，在我姑姑的陪伴下，买了车票去波哥大，去了那家我爸打工的餐馆，亲眼看见了老板娘长什么模样，才心安理得地回了家，回到家后，她一遍遍地问着我的爸爸：“你是怎么看上那个又肥又蠢的婆娘的？她哪里比得上我赛琳娜？”
    我的父亲无语地削着一根木棍，他也不知道那根木棍是干什么用的，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削它，但他还是很纳闷地问母亲：“你看见的是不是厨娘贝拉？她一直是又肥又蠢的。”
    母亲一气之下，哭哭啼啼地要回娘家，其实妈妈的娘家，就在相邻的另一片棚屋区，走路十分钟就到，但是这是大事，女人如果没有逢年过节，或者婚丧嫁娶的事，就不得再回自己的娘家，否则是极为不吉利的，我父亲不相信母亲有这样的魄力，“她有着亚马逊河一样多一样长的头发，但是眼睛只能看到蜜蜂的翅膀。”他不屑地说道。这点父亲没有看错，我妈是没走，但是我妈也不是省油的灯，她开始拒绝做饭，身为厨师的父亲对这点要挟嗤之以鼻，接着我妈拒绝打扫家里的屋子，最要命的，是拒绝和父亲上床，父亲眼看着这日子，和过去相比要变得面目全非，终于在一个夜晚，他赖着脸皮以和我妈再生一个的要求，把家里一切的事情重新归入正轨。
    但是好景不长，我爸在风平浪静之后不久，据说又因为和一家烤肉店的女侍应生眉来眼去，两个人在餐馆后门亲热时，被一群在那里接头的毒贩，误当成监视他们的便衣，被人一路追杀，在爬上一个棚屋的屋顶时，他被从后面射过来的子弹打中，从屋顶跌落一路翻滚着，沿着小路摔进了麦德林河。
    我对于父亲最后遭遇的这件事，一直觉得难以理解。他是一个非常喜欢戏剧化的人，我可以理解他愿意选择死亡，因为死亡得足够让人意外。但那不应该是他选择死亡的方式，不应该只是让一个毒贩打死，因为这不过是我们这边没过几天就要发生的事，这件事太普通，太没有反转，太不符合他的性格，他应该想到有更好的方式，他值得获得一个更好的方式，去宣告他的死亡。因为，从我出生的那一刻起，我就开始见证我父亲迭戈·加西亚，是如何孜孜不倦地，让自己成为一出出戏剧的主人翁。
    刚好在我出生的最后一刻赶到；在给我命名之后，就把我扔给我妈，去和我的姑妈唱着班布戈跳舞；在酒吧，他曾经跟人打赌他可以一口喝下一整瓶威士忌，就为了看到对方惊讶的眼神；为了八月的鲜花节，他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花人”，在游行时走在队伍的最前列；设计了一套裁剪很新奇的衣服，他花大钱让人做出来后，自己穿着上街被警察打了两次，被黑帮打了三次；说自己有通灵术，相信自己可以和神对话，还在教堂和神父辩论，最后被宣布为不受教堂欢迎的人；他为了一个不知道胖瘦的老板娘被赶回家；回到麦德林，他说他要成为企业家，因为他专门研制了一种据说能让男人一直坚挺的药，而且他和别人说已经初见成效，他要收取的巨额专利费，会把我们家用钱装得满满的，“连门缝里都塞满了比索。”他说。后来别人说告诉他这种药叫伟哥，已经有人卖了，他才悻悻地作罢。至于这个女招待，他说她是很可怜的一个姑娘，从小就没了爹妈，而且她非常能理解他，“不像你妈。”他叹了口气说道，那应该是他最后一次和我说话，而且我记得很清楚，那天他没有喝酒，我没有闻到他口中劣质酒和劣质烟草的浓烈气味，相信我，那气味跟梅尔卡多家厕所的味道差不了多少，所以我记得很清楚，“理解，一个男人需要的是理解。”他摇着手指头对我很肯定地说道。
    而通常我们的对话，都是另外一种样子，“一个男人，就要在女人的拥抱和温柔的话语里睡去，就像睡在美丽的罂粟花丛中一样，最好边上再放上一瓶酒，我亲爱的里奥，这才是一个男人的生活。”他会喝着酒把我叫过去，搭着我的肩膀，对我语重心长地说着类似的话。
    我的父亲长得很帅，高高的颧骨，黑色的眼睛，一头长发往后梳得溜光水滑，尖尖的下巴上有一道竖沟，像美国影星加利·格兰特的那道沟一样。他的个子很高大，瘦而有力，他是一个好的舞者和歌者，脚步的轻盈和歌声中的忧郁，是他专门为了一鸣惊人而苦心磨练的。
    但他是一个厨子，因为他的父亲我的爷爷，就是一个厨子，除了做饭，爷爷教不了爸爸别的，
    爸爸能靠这谋生，这对于我们来说，就已经足够了。
    我爸爸唯一教给我的东西就是足球，一说到足球他就两眼放光，他可以喋喋不休地和别人争吵着阵型状态和主教练，他有着最大胆的设想和最戏剧化的换人，不管别人说他如何不切实际，他对最后一分钟扳平甚至反超都极为热衷，他是麦德林国民竞技队的忠实球迷，只要他能看上球，不管上班还是有事，他总会以各种理由去现场看球，他最喜欢的球员，是那时风头正劲的伊基塔，“这个守门员除了长得太丑，真的是太完美了。”他站在看台上啧啧有声地赞叹着。曾经为了去看国民竞技队的客场，他对我妈说去给得了肺炎的我买药，然后把买药的钱换成了车票和门票，去了卡塔赫纳呐喊了整整一个晚上，直到第二天，在我认为我已经奄奄一息的时候，他赶回来了还带回来据说是一个在球场问来的偏方，是用一种只在卡塔赫纳生长的干海草磨成粉，和洋甘菊，蛇血草，还有一一对亚马逊黑蜻蜓的翅膀，一捧哥伦比亚炸蚂蚁，还有别的一些什么稀奇古怪的东西。总之他回来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带回来了，一半弄成药泥，黑糊糊臭烘烘地敷在我的肺部，另外一些东西熬成药汁让我喝，我一连喝了七天，不知道是他的药真的管用，还是我真的命不该绝，反正我活下来了，这是不争的事实。
    也许是他觉的这件事上对我有所亏欠，后来，他带我和阿图罗看了一场国民竞技队的比赛，那是我第一次看见了真正的足球。原先我见过的足球，不是我们在街头踢的破破烂烂的皮球，就是电视广告里，那种黑白五角形方块完美的足球，阿图罗那时已经是国民竞技队少年选拔队的前锋了，是他管教练多要了两张票，让我们去的。爸爸带我们去，是教练要求有成年人到场。这事是我后来才知道的。所以我真的无法区分他带我们看球，是对我生病这件事有所愧疚，还是像他一贯干的那样，只是想到了一个现场看球的机会。
    在看台上，阿图罗对我说他的偶像是林孔，国民竞技队勇猛过人，速度奇快的前锋，他一直指着给我看说林孔的过人动作，在说他射门的脚法，但我完全没有听见，我只看到了伊基塔，那一头飘逸的长发，那面对对方前锋冷静的假动作，我甚至随着他攻出大门，组织进攻时，对着他大声呼喊着“前进前进！疯子疯子！”有一次甚至他攻到了接近半场，全场的球迷，不管是客场的还是主场的，都起立为他欢呼，而全然没有管已经有五个国民竞技队的队员，急忙回防到了小禁区里，胆战心惊地看着他在疯狂推进。
    终场结束时，我们喊着伊基塔的名字，他远远地冲着我们招了招手，就进了球员通道。我站在看台上，远远望着他的背影，我在心里，对着球场上的麦德林国民竞技队的队旗发誓，我要做一个像伊基塔那样的守门员！我要像他一样在这块草坪上奔跑！从那天起，我有了生命中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目标。
    我原先踢的是中场，在我们街上踢球是没有人愿意守门的，于是我主动要求守门，父亲给了我一个超乎同龄人的身高和敏捷，我每天在草坪上练着各种各样的侧扑，飞身扑救，扑脚下球，我练得很枯燥，但是我的脑海里总是会出现伊基塔远远向我招手的画面，而他的样子，在我脑海的画面里却是越来越清晰，他的胡子，他的长发和黝黑的皮肤，他开朗的笑容。
    终于，在又一个炎热的夏天里，我和阿图罗都成为了国民竞技队少年队的一员，阿图罗是前锋，我是守门员，接到通知的那一刻，我当时想，爸爸，你可以免费看国民竞技队的比赛了，只是，你已经不在了。
    从我父亲滚进麦德林河的那一刻，我的母亲就好像有了预感。她那天早早地从咖啡工厂回了家。身上，还带着哥伦比亚咖啡豆浓郁的焦香味。她特地换上了，平时很少穿的白色亚麻布衣裙，拦住了正准备出去踢球的我，对我说，今天你要呆在家里。她的口气很平和，却是不容拒绝。
    母亲长得，也许不算很漂亮，但是她有一种让人难以忘记的气质，她有一双坚毅的黄眼睛，像一只我行我素的猫。她是一个无以伦比的歌者，当她一开口，世界就好像全都静止了一样，每个人都在侧耳倾听，她的歌声里，有着麦德林湛蓝的天空和险峻的山峰，有着情人的呢喃和无怨无悔的爱情，她能唱出生与死，爱与怨，听她的歌，会让人哭，也会让人笑，她不经常唱歌，只有在每年的鲜花节，她才尽情地一展歌喉。
    我很少见到母亲真正的生气，我对她更多的印象是系着一条脏围裙，对着我大声地叫嚷着，但转眼之间，她就会拿出一块做好的番石榴蛋糕，或是从隔壁的“冰山”冷饮店里按半价买来的一块奶冻，她会催着我赶快吃完，吃完要做功课，做不好我会把你从头打到尾！她依旧大声地对我嚷嚷着。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真正生气，就是那次和姑姑去波哥大看那个又肥又蠢的老板娘，我一直觉得这里可能有什么误会，因为父亲对于女人还是很挑剔的，他无论如何不会找那个厨娘贝拉，母亲很可能是看错了，爸爸找的女人，怎么也不能比她差，或者，她是怕看到那个老板娘比她好看？
    妈妈做的菜很好吃，我觉得比爸爸还要好吃，虽然爷爷说自己家的祖先，一个上士，给玻利瓦尔做过饭，后来这个故事在我爸爸的嘴里，上士变成了上尉。“加西亚家的男人，天生有一双，能做出打动人的心和胃的手。”我不止一次听过爷爷和爸爸这么说过，但是我还是觉得妈妈的饭菜最香，不管是巧克力玉米饼，还是水波蛋牛奶汤，还有炸猪皮，都是我最喜欢吃的，这点阿图罗也是这么说的，因为只要知道我们家有好吃的，他就会死皮赖脸地在我们家呆着不走。
    母亲在我们家附近的一个咖啡加工厂上班，她负责晒干咖啡豆，我刚出生第三天，爸爸就要回波哥大，他喝了两天半的酒，花光了他带回来的钱。妈妈骂着他，说他不管家里，是个败家子，他嬉皮笑脸地说一个星期后就把钱寄回来，然后亲亲我的小脸蛋，亲亲妈妈就走了。妈妈伤心地哭了，泪水浸透了包裹着我的布，和妈妈身上咖啡豆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悲伤地打湿了我毫无知觉的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