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御这种作战形式决不是单纯的盾牌，而是由巧妙的打击组成的盾牌。只是防守，怕是过于被动。若是在防御中也有进攻，就是在总的战略上实行内线的持久防御，在战术上进行外线的战役或战斗……
    其实，陈文强并没有这样精僻的军事见解，但他基于财政支撑的困难，提出了“自力更生、就地因粮、以战养战”。而要达到这些目的，革命军的战略战术就必须要进行相应的调整，却正是暗合了上面的军事理论。
    当然，从军事造诣上，吴禄贞比陈文强高出太多，但他经历的是正统的军事教育，考虑的主要是如何能取得更大的胜利。换句话说，他对游击战是有所涉猎的，但却更喜欢打正规仗，或是打大仗、硬仗。随着革命军实力的迅速扩充，这种思维在不知不觉地占据主导。
    这倒也不能说陈文强就是对的，吴禄贞犯了错误，只能说两人的思想和侧重点有差异。陈文强对于打仗，有更多的功利性，这也是资金紧张所造成的。同时呢，他对革命成功的迫切希望远没有那些革命者强烈。
    所以，在他潜意识里便不会奢望通过一两场大仗便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而是不自觉地把时间放宽，把战线拉长。
    辛亥革命的成功不是偶然吧？或者是偶然之中存在着必然吧？陈文强并不能绝对地确定，所以总是觉得时机还不到，还要耐下心来隐忍发展，要使实力更加强悍，要使资金积累得更多。
    当陈文强重新启程，赶到广州的时候，革命军也接到了琼州总参谋部的命令。
    “以不少于两千的部队转进滇西、滇西南，与挺进支队会合，趁敌空虚光复大片地区，或迫敌分兵再择机歼灭。争取在雨季之前稳固据有以保山中心的数县之地，就地因粮，自力更生……”
    “另以陆支队主力转进滇黔交界地区，在东面形成对昆明或曲靖的威胁，并伺机向黔省发展，或使滇黔交通要道有被切断之虞，迫敌分兵……”
    “当面之清军若南攻，可倚险据坚节节防御，亦可扰袭不断削弱其实力，滇南光复区可守可弃，西南战区参谋部可依据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总部支援不会断，但西南战区要坚决贯彻‘就地因粮，以战养战’的原则，积极行动起来，军政两大工作要齐头并进，不可放松……”
    战略战术转变了！听完传达，几乎所有人都是这样的想法。同时，他们也听明出了总部面临的困难，再三强调要自力更生，要就地因粮，要以战养战。
    “与法人的交涉还没有最后结果，虽然最低的要求是达到的，但即便是法人不禁物资流入，总部要支撑革命军越来越多的人马，还是力有未逮。”军政府政务总长张继知道得更为详细，说得也更明白，“从两三千人，到现在的一万三四千，光靠外部的支援是无论如何难以长久的。现在清军主力尽在北面，在昆明周边，滇西、滇西南极为空虚。而且，巡防队的战斗力如何，大家心中更清楚。”
    “抽调两千人马，再加上已经派出的三支挺进支队，三千多人枪足以纵横滇西南、滇西。敌人若分兵，那正合我们的意思；如果不分兵，那咱们就稳固占领，收粮收税，自给自足。还要攻城掠地，利用缴获来扩充人马。”总参谋长葛智初得到张继的示意，便接着说道：“以一隅敌全国，便要有长远的打算，不可能通过一两场决战便打垮清廷。”
    “从起事到现在，军政府的名号是叫出去了，但却并没有什么政府的样子。”张继苦笑了一下，说道：“虽然是形势使然，可咱们也很不重视。从现在开始，从建立滇西、滇西南根据地开始，便要象政府那样去运作。不光要有作战部队，还要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警备军。县要有县政府，乡要有乡委会，村要有自治委，把政权牢牢控制住，老百姓才会意识到这天是真变了，才不会把革命军作匆匆过客。葛参谋长，你公布总部的任命吧！”
    葛智初点了点头，朗声念道：“滇西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龙济光，副司令秋竞侠、杨文恺；参谋长宗少华，副参谋长陶雄；辖三个野战团，一个军分区警卫营……”
    “滇黔桂军分区，隶属西南军区；司令陆荣廷，副司令……”
    “西南军区本部，司令刘永福，副司令……”
    更加细致的任命，意味着军队大幅扩充后的重新调整，西南战区在地域上被划成三块，但却不是独立作战。王支队留少部人马继续依托十万大山牵制骚扰清军，主力则调回本部，加强本部的力量。
    而两个军分区各领三四千人马，本部则有五六千之多，以尽量确保作为两个军分区联系的中间钮带，并能继续对法人形成压力。大量政务人员则随军分配，跟着作战部队到各自的活动地区开展工作。
    总部命令下达得突然，部队展开行动也很迅速，猬集于滇南与清军对峙的革命军东分西分，只剩下了本部两千多人马。王支队主力正在奉命转回，很快便会使本部人马充实起来。而清军，却暂时对革命军的行动没有觉察。
    …………
    历史证明，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离不开广大人民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改革的成功。而广大人民群众参与的前提条件，就是人民成为改革的受益者。人民在改革中或得到权力，或得到实惠，只有如此，改革才能成为全体人民的自觉选择，并为他们所拥护。
    而晚清的新政恰恰是没有做到这一点，又遇到时机不好，庚子年闹下的巨额赔款，压得清廷喘不过气来，推行新政所需的大量经费就只能取之于民。
    办什么事情都要钱哪！以新军编练为例，如果按编练三十六镇的计划估算，这一块每年的预算就达到五千多万两，而当时清廷的财政收入也不过一亿两多一点。
    结果呢，除了北洋六镇按编制完成编练任务外，其它省份大多减少计划，或者根本就是有名无实。而北洋新军之所以得到朝廷财政支持，主要还是因为他们负有拱卫京师之责，靠着朝廷强制摊派才得以保证经费的。为此，有人抱怨说：“征天下之饷，练兵一省，如人单护腹心，而听四肢之屠割，未有不立死者也。”
    令人惊讶的是，在清王朝控制力日益缩减、统治危机加剧的情况下，在二十世纪的前十年，它的财政收入居然还能以每年数千万两的速度增长，这不得不说是个奇迹。
    当然，羊毛出在羊身上，为了筹款，清廷只能向下摊派，而那些地方督抚们也叫苦不迭，上面催得紧了，只能层层转移，向最广大的老百姓身上榨取。原本为镇压太平军设立的厘卡制度，不但没有因为战争结束而撤销，反而越征越多，厘金由此成为清末的大宗岁入之一。
    当时，清廷和地方政府在传统的税收外，又增加了许多新的税捐，如粮捐、房捐、新捐、学捐、铺捐、膏捐、统捐、摊捐等等，这都是以前所没有的。
    由于税收加重，老百姓苦不堪言。当时因为推行新政、增加摊派而引发的民变事件愈来愈多，民众对朝廷和官府的不满情绪也越来越高涨，如各地毁厘卡、抢米风潮、冲击新设立的警局甚至捣毁新学堂。
    用民怨沸腾来形容清末的最后几年，也许有些过分，但广大民众对这个威权逐渐减弱的朝廷确实是丧失了感情。如果有人要去推倒这棵腐朽的大树，他们是乐见其成，甚至是会上前助一臂之力的。
    这也就是革命军，乃至同盟会发动起义能够应者云集、迅速扩充的原因所在。虽然不排除会党的作用，也不排除参与的民众有趁火打劫、凑凑热闹的心理，但对官府的长期不满，需要一个渲泄的渠道，也是主要的原因。
    通俗一些来讲，就是长期受压制的边缘群体有翻身的愿望，有斗争的诉求，却没有管治的能力与妥协的精神。而当社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动荡时，骚乱便可一触即发。就好比是，舞台已经搭好，只等着机缘巧合的人登场而已。
    而复兴会和同盟会的革命党则是要粉墨登场，在历史的舞台上表演的人。显然，复兴会的行头更光鲜，唱念作打更是样样精通，表演得更好，得到的掌声更多。
    对此，陈文强是有切身体会的。到达广州，他首先便来到粤汉铁路广东分公司，查看工程进度，召集董事会议。虽然他在外期间，电报联系也没有间断，但还缺乏更细致的了解。
    令陈文强感到欣慰的是，粤汉铁路广东段的修筑还是比较正常，工程进度并没有受到广西战乱的太大影响。从与各董事的随意交谈中，陈文强知道他们还是有疑虑的，但革命军的纪律和行动，以及复兴会喉舌的宣传，还是起到了很大作用。
    相反，对于最近的黄冈和七女湖起义，大家的评价不高，甚至对官兵能够平息暴乱而感到高兴。
    仔细想想也很正常，粤路“全系商股”，这些大股东、董事全是大商人，他们或许会为了维护自身利益，经宣传激励而参加一些比较激烈的抵制行动。但毕竟有身家，对社会动乱是恐惧的。而同盟会发动会党、绿林举行起义，商界可能对革命党人虽有一定同情，但无不惧怕会党、绿林，更不会同这些扰乱秩序的群体建立联络。
    现在，粤路由省城北向到琶江口，因为是筑路条件较好的地段，所以，这一段的八十五公里已经修筑完成。也就是说，全长二百多公里的粤汉铁路广东段几乎已经修完了三分之一还多。
    从整个粤汉铁路的设计和修筑来看，广东段、湖北段，甚至是湖南段的大部都不是难度很大，而最困难的应该是中段，就是株州至韶关这四百多公里。穿山越岭，展长过多、升高太大、隧道又多，令人头痛。
    “资金的筹集很令人欣慰呀！”陈文强暂时还要等待韶株段的最后勘测、设计结果，而广州分公司的筹款数量确实令他松了一口气。
    广东商人、百姓踊跃附股，已经筹集到修路资金的半数，正拟开第二期募股。原因呢，很简单，获利的希望源自于工程进度的不断刷新。广东商界对修筑粤路则既有爱国热情，也有筹集路款的实力与能力。
    之前广东铁路公司所欠缺的是如何管理这样一个大公司，如何聘请合格的工程技术人员，如何协调管理层和股东关系，如何组织管理施工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基本上都被陈文强给解决了，可以说，修筑铁路的困难已经所剩不多。至于工程技术上的问题，自然有专业人员去处理，股东只要坐等收益就行了。可这收益的希望，现在看来是越来越大，越为越近了。
    “资金不是大问题，只要铁路大有修成之希望，广东商民必踊跃附股，瞬集巨矣。”董事黄景棠行事比较激进，但却是与广东的铁路事业大有关系的人物，其父在潮汕铁路便有投资，对于陈文强的乐观，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只恐官府朝令夕改，时局动荡不安，股金顿成泡影啊！”
    “黄兄有何高见？”陈文强觉得黄景棠话里有话，方才从有关铁路的资料中挣出头绪，用心地审视、探悉。
    “是这样……”
    黄景棠既是铁路公司董事，又是广州商会的坐办(即办理商会内部事务的负责人)。他起初很积极协助正副会长主持会务，但后来觉得总商会被一些思想守旧的大绅商把持，依附官府权势，忽视商界利益，从中谋私利。因此，他便想独树一帜，自己广泛联系一些具有学识、有新思想、办事公正的商人，重新组织成立一个《粤商自治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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