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王英豪见老管家把实情道出，也不由瘫坐在那儿，干脆不起来，垂头丧气的。“啪嗒”两声，手中的利剑滑落在地上，王彦升笑了两声，笑声中带着些凄凉：“老夫英雄一世，晚年竟然还要遭此屈辱，堂堂的公府，竟然要靠借债度日，贻笑大方，贻笑大方！”
    王彦升很气，同时也很不解，怎么会这样？按理说，即便只靠他郡公每年的俸禄，都足以养活这一大家子了，当然，脑子里浮现出那一笔笔巨大的支出项目，这点理所应当的念头迅速变成了灰色……
    即便刚强如王彦升，面对这样的情况，也有些扛不住了，再度坐下，失魂落魄一阵，抬眼发问，语气中透着无尽的疲惫：“都向谁借钱了？”
    王金低声道：“乡里的一些郡望贤达以及富商，另外就是洛阳大商康宁。”
    “康宁！”王彦升回忆了下，道：“那个卖皮货的？”
    “是！”王金道。
    “他还做起借钱的买卖了？”王彦升淡淡道。
    “他不向一般人借，据说，有不少达官贵族，都向康宁伸过手，都来者不拒……”
    “这等把戏，你们看不出来？”王彦升讥讽地看着自己的儿子们与老伙计。
    王英豪开口了：“府上只向康宁借了五千贯，已经还了一部分，利钱也不高，康宁也从来没向公府提出什么过分要求！”
    说这话时，王英豪甚至有些沾沾自喜的情绪，王彦升的心则是沉到底了，怎么就生了这么些蠢钝如猪的儿子。以前觉得长子还有点为数不多的聪明，但如今看来，这样的小聪明，只会取祸，还不如一直当个米虫的两个弟弟。
    “等他开口的时候，还容你拒绝？”王彦升冷冷地盯了王英豪一眼，连怒气不争的情绪都没有了。
    沉着脸，思考良久，王彦升看向王金，吩咐道：“你去告知准备南下的儿郎们，让他们安心等待两日，钱款费用，老夫一定准备好！”
    “可是，府中实在无多少活钱了！”王彦升说得信誓旦旦，王金可没有任何底气，忧虑地提醒道。
    “你要背我令吗？”王彦升给了个冷漠的眼神。
    “不敢，老奴这便通知下去！”
    王彦升则没有理会三个儿子，捡起地上的剑，翻舞两下回鞘，叫上那几名库管，朝库房而去。
    ……
    八方楼，位于洛阳北市内，是一座规模中等的酒楼，名气不小，菜色极佳，尤其是四海八方的美味都汇聚于此，其主人，就是洛阳大商康宁。
    几十年风云变幻，对大汉的商界也是如此，在手工业大发展、商品经济大扩张的历史背景下，崛起了一批又一批的富商，同样也因为各种各样原因倒下了一批又一批的大贾，而能几十年屹立不倒的，才真正有资格得到“大商大贾”的称号，其中所倚仗的，也绝不仅是善于经营的聪明头脑，在大汉这样的特权社会，背景才是第一位的。
    康宁显然就是这样一个人，出身不算普通，原本叫康延宁，乃是前朝大臣康福的族侄。而康福乃合川伯康延泽之父，而王、康两家才因为孙辈之间的冲突坏了关系，而康延泽与康宁一脉关系似乎又不怎么好，这其中的关系，有些复杂。
    说到康宁，他起步很早，还在天福十二年的时候，就已经在从商，那时候还是兵荒马乱的，天下盗贼蜂起，连刚进了开封的刘家能不能坐稳天下都是问题，那时候做买卖，是要搏命的。
    而得益于出身，有发家的资本，康宁胆子也大，带着一些族人，又收买了一些盗贼流民，跑到淮南去采（抢）买（劫）粮食，然后输送回开封。
    那时候，开封新入了几十万河东军民，最多的是嘴，最缺的是粮，斗米三百文，只要把粮食成功运到，就是暴利，只跑了三趟，康宁的本钱便翻了两番。
    不过，粮食的暴利生意，并非长久之道，朝廷虽然默认乃至暗中支持他们从外地搞粮，填补京师，但康宁却很有眼光地提前转向。
    康宁转向的目标是在当时利润极其微薄的“运输业”，并且头一个客户就是大汉朝廷，靠着康家的名头，直接找上了当时的计相王章，表示愿意帮助朝廷运粮到前线，为获取信任，首先便捐了一百石面粉，正为大军出征而头疼的王章感其“诚”，同意让他试一试，安排人分类一部分任务给康宁。
    从开封到邺城，道路并不远，杜重威叛军又被高行周围困在元城内，而康宁那一伙人又有丰富的运粮经验，连同他捐的，第一批五百石的军粮，成功运抵前线。
    有了第一次，后面的事情就顺利了，而整个“平杜”战事下来，康宁带着他的伙计，帮朝廷运了三千多石的军粮，这不比一支辅兵营的作用小了。
    而整个运输生意，康宁别说赚钱了，此前粮食生意的利润，全赔了进去。但不得不说，这却是康宁发家致富的开始，严格地来说，他康宁与朝廷而且是朝廷核心权力部门搭上关系的时间，要比康延泽兄弟要早得多，而再没有比在官方庇护下做生意，更有保障，也更能赚大钱的了……
    第395章 大商人
    帮助军队运输军需物资，并不是一个赚钱的生意，尤其对于早期的汉军作战而言，更是只有亏本的，甚至还有巨大风险，若是损耗超过规定，或无故逾期乃至失落辎重，那也是要被军法处置，要掉脑袋的。可以说，早期的康宁，完全抱着对朝廷的一片“忠心”，支援前线。
    那时朝廷可穷酸得很，根本拿不出多少额外的款项来用作物资输送，军队的物资转运保障，更多是通过无偿的丁役、徭役，以及军队整编裁汰下来的辅卒。
    像康宁这样主动凑上去的，在当时实属凤毛麟角，很多人甚至引为笑谈，觉得这个人失心疯了。但康宁可不在意这些，就像一个赌徒一般，把财富、命运都压在当时还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的大汉朝廷。
    不只是平杜之战，后来的河中平叛，以及两次对蜀反击之战，乃至对幽州的支援，康宁带着他的雇从们但参与进去，奔走在前线与后方之间，虽然整体占比并不大，但还是起到了对朝廷辎重转运的补充作用，是对官兵东征西讨的积极支持。
    亏，是真亏，由兵部（最初是三司使）拨下的那部分转运款项，根本入不敷出，其中还有一部分被截留的。
    但是，东边不亮西边亮，借着转运辎重的机会，康宁可以正大光明地游走于汉军的交通线上，拿着朝廷签发的批文，所过各地，自然是畅通无阻，寻常经商走货能遇到的大部分麻烦都得到了避免，毕竟背后站着的是战时体制下的朝廷，靠山是军队，在还未走出武夫时代的大环境下，再没有比刀兵更坚实的靠山了。
    在这个过程中，完成军需转运任务之余，夹带些私货，也是很正常，甚至理所应当的事。而这部分货物，一不用缴税，二能够避免各地关卡的盘剥，再胆大的地方官吏，再骄横的藩镇节度，也不敢对朝廷禁军的“军需物资”抽血……
    而对于康宁私下的动作，不是没有举报，但都被按下了，这样的“忠正之士”，朝廷当然是要保护的。
    当然，康宁的事业得到大发展，财富得到爆发式增长，还得在朝廷平内乱、却外侮之后，是随着朝廷的扩张而扩张。
    淮南之战，可以看作一个开端，为大军转运粮草辎重依旧是主业，但伴随着的各种“副业”去明显增多了，毕竟此前的战争基本都是立足于国土，很多手段是不能使出来的。
    而淮南则不同，那时候属于“唐土”，那是敌国敌民，虽然刘皇帝一开始就将之看作自己的地盘，但下面的将士们，尤其是一些带有“朴素”认知的底层官兵可没有那么高的觉悟。
    那时候的大汉，上至达官贵族，下至贩夫走卒，可都饥渴着，出征的汉军，名曰王师，奉诏讨逆，但实则就是一头头眼泛绿光的恶狼，而淮南则是一大块肥肉。
    虽然已经有意识地对汉军做着约束，但那只是大的方面，秋毫无犯是不可能的，即便率先攻入扬州的赵匡胤军，在赵匡胤的严厉约束下没有大肆抢掠，但实际上仍旧有“打草谷”的行动，这还是和契丹人学的。有些战争规则，是轻易挑战不得的，否则就容易引起变乱。
    小民没钱，商贾富农总能“借”点吧；郡望贤达不便轻动，那些不服王化的顽固份子总要抄家灭族的；官仓府库中的东西不能动，“战场缴获”将士们是总要分一杯羹的。
    因此，在淮南战争中汉军所取得的一切斩获，基本可以分为三个部分，朝廷占大头，军队占小头，剩下一点留给新成为大汉辖地的淮南道。
    而像康宁这样的人在其中，则是跟着朝廷与军队吃点残羹冷炙，喝点残汤剩水，但即便如此，那也足够其吃饱喝足，甚至撑破肚子。
    看看康宁在淮南之战的半年多时间里都做了些什么，除转运辎重之外，就地“组织”民夫丁壮援军，筹集军需，甚至还杀过唐军败卒子，看守过俘虏，维持过城市治安……
    战争从一方面而言，是耗损巨大的，但从有些层面来说，却又是一个暴利生意。作为胜利的一方，参与其中的上上下下、方方面面都饱食一顿，受到损失与伤害的是惨兮兮的江南朝廷与江北淮南成千上万的百姓。
    而康宁仅仅通过从官军将士手中收取各种“战利品”，毕竟哪怕排除上交的部分，基层官兵们手中掌握的东西数量也是巨大的，当初汉军在淮南，不说刮地三尺，一半总归是有的。
    对于将士们而言，相比于金银钱帛这样的浮财，有许多东西都是不方便携带，更是行军的累赘，最好是能变现的，而康宁恰好满足了一些官兵的需求……
    在这个过程中，他赚取些利润，是合情合理的，而一般的丘八，也不在乎交易背后的弯绕，只关注拿到手的钱财。
    在淮南之战结束，大军凯旋，能活着回京的官兵都是腰包鼓鼓，同样的，有不少京城商贾看中那些“战利品”，就连三司使都得拿出一部分战利品变卖以弥补财政，准备抚恤犒赏。
    而这样的生意，像康宁这样的聪明人，早在淮南就已经干过了。
    有淮南之战的经验，后续干起这些事来，就更加得心应手了。取荆襄，收湖南，灭孟蜀，都是一般的模式，哪怕是当时已经一片凋零的湖南，都让康宁搞了不少“特色产品”，而平蜀之后那场变乱的背后，则是一场饕餮的狂欢盛宴，入蜀汉军们平叛立功，似康宁这样的“官商”则像秃鹫一般啃食这大军犁过剩下的腐食烂肉。
    一直到第一次北伐时，大汉的财政已经宽裕不少，也开始打富裕仗了，那时候为满足北伐军辎的转运需求，通过民间车船商队分担压力，规模也更大，在价钱上也让利了。
    但那时，已经不是随随便便就能参与进去了，有资格的除了康宁这样的上车早的，就是由一些背靠权贵抑或干脆就是退役官兵组成的商队，而那些散船、散车，只是通过这些人拉活罢了。
    当然，这仍旧只是一种运力上的补充，他们效率更高，损耗更小。只是朝廷不可能把关键物资以及大军后勤寄托在这些商贾商队身上，最主要的还是辎重部队，以及几十上百万的地方民丁，这些可是丁役，朝廷在前期基本只需要承担转运路程上的损耗，等战后才需根据情况发放一定抚恤。
    而与过去发战争财有所区别的是，在第一次北伐战争中，康宁很克制，因此避免像一些肆无忌惮的商人那般被安上囤积居奇、乃至通敌叛国的下场，财产尽没不说，还家破人亡，永世沉沦。
    康宁发力，是在战后，帮助打扫战场，尤其是南口、锦州这样的大战场，其中残存、遗漏的，可有不少好东西，敏感的东西不敢碰，但军民两用的就可以放心大胆地整理。
    在汉军很多战役之后，一些普通的剩余物资，都是直接分给随军民夫以及当地百姓的，就更别提损坏的粮、木、衣、铁，死伤的马匹牲畜了。
    如此风雨三十年，等大汉一统南北，北逐契丹，天下逐渐安定下来之后，康宁所积累的财富已经是十分可观了。
    于是康宁开始尝试着开始转型了，王彦升印象中“卖皮货”的，就是康宁后来经营起来的，专门收集各种上好皮毛，制成各种皮具，为此还专门地建立了几座大的手工加工场。
    所制皮货，大部分是卖给兵部下属的军器坊以及军队，这可是皮货消耗大户，而对民用，则主打高端市场，十多年下来，已是大汉城市高档皮具市场的领头羊……
    第396章 天花板
    当然，不论怎么变，怎么扩张，发家的业务，康宁是没丢的，与官府的合作，与权贵的关系经营，都需要每年花费大价钱去维持。
    在过去的二十年间，康宁手下的那支扈从队伍，始终维持着组织，非但没有解散，反而有所壮大，挂着“康”字旗帜的商队，几乎随处可见，足迹遍布大汉东西南北。
    毫不讳言地说，靠康大官人衣食的人，数以万计。当然，这种主要依托于商业人身依附，并不是那么牢靠，要养这么多人，并不容易，除了有钱，还需有粮有肉。
    大汉许多商贾，但凡经营有成，赚取了一定利润，便忍不住买田置地，将骨子里对土地的贪恋表现得淋漓尽致。康宁也不能免俗，家乡蔚州是必然要有产业的，置地万亩，在山阳圈牧场万顷，不少扈从雇佣都安排在其中，但这只是占比很小的一部分。
    跟随康宁的那批人，来源众多，成分复杂，但在康宁的带领下，大多具备一点特性，那就是狼性，是习惯“吃肉”的。
    当国内趋于安定，当大汉逐渐停下扩张的脚步时，康家却没有停止，相反，他们是自发地向外发展，尤其在海外贸易上。
    最早在南洋搞“武装拓殖”的人与势力之中，就有康家，当然，从事后来看，康家的海外征途是有些巧合因素的。
    最初是为了搞香料贸易，后来则是为了金银这样的贵金属。当年，康宁在湖南也是偷偷开了几个银矿的，获利颇丰，这自然是违法的，尤其在朝廷进行货币改革之后。
    只是，由于当初以勋贵张进为首的滑州贪腐案，又引出了赵匡美私开银矿案，闹得沸沸扬扬，朝廷也籍此对各地的私开的金银矿大加打击。
    连荣国公的弟弟都保不住，还主动投案自首，康宁生意虽然大，自是也扛不住的，主动断臂求生，将手中的私矿上交朝廷，还花费了大代价，给中原水灾受难百姓捐了一大笔钱，方才幸免，那也是康宁商业生涯中最危险的一次。
    但是作为一个商贾，最突出的特质便是逐利，疯狂的逐利，尤其在品尝过甜头之后，开矿虽然辛苦，但绝对是一本万利。国内政策严，限制多，但国外便是一片海阔天空，任其遨游。
    于是，康宁组织了好几批人出海，康家商队的足迹也由此走向更广阔的天地。当年郭良平打三佛齐，夺蒲罗中岛时，康氏船队的扈从、水手可都是积极支持，鼎力相助，除了后勤帮助，甚至自带武器，上岸打仗杀敌。
    当然，这个过程中没有亏的，死伤些人不算什么，圈夺的土地，占领的矿山，其中之利，是数倍乃至数十倍。和许多人感受到的一样，对于大汉的食利阶层而言，海外实在是太自由了，什么手段都能使，还不怕被人攻讦清算……
    这十多年来，除本土开掘冶炼的部分金银，海外的金银是大量涌入大汉，也使得银价不断下跌，但再怎么贬值，一两银子依旧能兑1058文铜钱。
    虽然不管是金还是银，还是铜，输入国内，都被受到朝廷的“剥削”，被狠狠地宰上一刀，但依旧是暴利。而成本，不过役使一些土著，开山挖矿罢了，十分低廉。
    到如今，康宁在海外已有大小矿十余座金银矿，仅银每年便出产近两万斤，这甚至快超过朝廷在湖南所设银监的收入了。
    而对于许多金银矿收获，康宁都是瞒着的，大部分采掘所得，都被他藏起来，不敢暴露，实在是太多了，让人害怕，即便是康大官人，也有种小儿持金过闹市的感觉。
    不过，这也快瞒不住了，在海外搞开矿生意的人并不少，同行人即便一时摸不清楚，也能有所估计，至少能够一采数年乃至上十年的矿，价值绝对不小。
    同时，在高丽、日本这样金银盛产的地方，康宁也有涉足，当然，这就需要和两国的权贵阶层合作，在其中过道手，赚个“手续费”，康家遍布五湖四海的商队，在贸易流通上的优势实在不小。
    不管是眼光卓绝，还是运气使然，几十年下来，康宁始终行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即便有所坎坷波折，最终总能跨过。
    如今的康宁，也能算是功成名就了。论名气，四海扬名，几十年的“传奇生涯”，让他为天下商贾引为榜样；论财富，不说富可敌国，腰缠数百万贯是一定的；论影响，若把海外的土著奴隶算上，十万人指着康大官人吃饭；论地位，大汉的权贵之家，大多是能作为座上宾登门拜见的，连太子殿下都亲自接见过，听他讲述海外拓殖的经历与收获……
    人生已是如此辉煌，但康宁仍不满足，钱财名气都有了，而且很多，但也正因为铜臭味太重，也使得他饱受非议与鄙视，虽然他自己也清楚，很多针对的来源只是因为眼红嫉妒。
    但是，越缺什么，就越想得到什么。在大汉，显然不是有钱就可以为所欲为的，这是一个等级分明近乎严苛的社会，虽被称呼为“康大官人”，但没有功名在身，本质上仍旧是一个布衣平民。商贾在这些年，社会地位是有所提升的，但依旧有限，在不少读书人眼中，还是不如那些手工业者与农民。
    哪怕腰缠百万贯，很多行为都是受到限制的，有些衣服不能穿，有些车不能坐，有些礼仪不能表现，做了就是逾制，而名气越大，被盯得越牢。
    因此，在风光的背后，康宁实则很压抑，尤其是内心之中，充满不甘。因此，过去的二十年，他一直追求的，早已不是财富，而是如何更进一步，如何由富而贵。
    财富积累得越多，也越清楚，在大汉，没有权力支撑的财富，是何等的脆弱，就有如沙滩上的建筑，风一吹就散了。过去的几十年，也见识到了太多豪商大贾，被朝廷当猪一样宰……
    曾经康宁是有过机会的，被时任江西道布政使的钟謨引为幕佐，后又被荐为参政，由康家的实力，以及过去对朝廷的功劳，吏部也特许了，上上下下一团和气，共襄盛举。
    只可惜，后来此事为刘皇帝知道，对于康大官人的名气，刘皇帝自然不可能没有耳闻，早年之时还因有这样的“义商”表扬过。
    然而，当得知他得知此事后，却笑了笑，说了句让人惶恐不安的话：“参政官虽不大，但也是道司要员，那康宁朕听说过，很会经营，生意做得很好，当了官，想来更方便其赚钱了……”
    随后不久，康宁的官就丢了，有意思的是，将康宁当官之事情偷偷捅出去的，正是合川伯康延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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