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天天过去，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朝堂上果然得出了一个结果，双边暂且五五分成。因为这个数额是不确定的，日后还有根据情况再次调整的机会。
    “真都是属驴的，一个个牵着不走打着倒退。”
    对此赵构很是有点可笑的，但对这个数额比例是不是真的合适，他就又不可置否了，因为他也不知道这个数据是不是最恰当的。
    在徽宗朝，地方上的钱粮至少要上缴八成，以至于地方财力贫瘠。甚至金人两次南下，在击败了大批的孱弱宋军后，河北河东地方都无有力量组织义兵壮勇抵抗，着未尝就不是中央汲取太过的原因。
    如真定这般的重地，府库都只剩了不足二百万钱，也就是三千贯都不足。这可是河北西路的路治啊。
    而就是到了21世纪，中央和地方上的财政都还有扯皮子的时候。
    他更记得兔子在94年施行分税制之前，中央与地方是三七分账。然后中央穷，而地方富裕（相对）。
    所以，他也不知道这个恰好的数字究竟是多少。毕竟时代不同，不能一概而论。一切都只能看来年的最终结果。
    他可不想学21世纪的兔子，国税收上来老大一笔钱，大部分又重新拨给了地方。这个时代的钱财可不是后世轻飘飘的钞票，更不可能汇款打钱，而是海量的铜钱、粮食，是大量的布匹、丝绸、丝絮，乃至是草束等实物。来回路途转运太过麻烦！
    汴梁城内的争执声音也一样落下了帷幕，朝廷都已经有了章程，一切还要看明年的统计结果不是？
    所有人的目光就又重新汇聚到了战争和征召两件事来了。
    就是这几天的时间流逝，一些地方的夏收就已经在进行中了，这事儿一点都不能引起汴梁城百姓的注意。倒是长江之上连连爆发的水战，和南线东西两路军与关西六路的战事更能激发他们的谈兴。
    当然，那城内被陆陆续续征召的太学生和候补官们，一样可以激发他们的热度。包括被定在八月里的那场恩科，对于汴梁的市井小民和客舍酒家们言，这才是最叫他们欢喜的。
    可以想象的出，这消息一旦传出去，那会有多少士子涌入汴梁。这可都是他们发财的源泉啊。
    至于什么理念、道理，那就呵呵了，天底下啥时候会少了要做官的人？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那一个个被圈定的试点县知县，纷纷带着下属汇聚到了汴梁。
    他们距离汴梁城有远有近，来自东西南北四方，有宋辽边县，有齐鲁山区和淮南临海之地，也有中原豫东平原。
    这几个知县里有觉得莫名其妙的，也有浑浑噩噩的。
    前者是距离远的，后者是离得近的。
    距离远的自然一个个不知道因果了，而离得近的，就比如豫东的那位，可不就啥都明白的一清二楚。
    只要想到自己辖下会多出那么多的事儿，他心中就止不住打起鼓来。
    要知道，这儒家出身的官，那都是木头，能不动就不动，最好平平安安的啥事儿都没有，那就是最好不过了。
    甚至不乏一些官儿，对于庶务根本就一窍不通，所有的事物全推给手下胥吏。本人架空了也不以为然——本官饱读诗书，这才做了官儿，岂是为了终日里杂务缠身不得安宁？
    像那大名鼎鼎的米芾，后世人多知道这是个书画大家，与蔡襄、苏轼、黄庭坚合称“宋四家”。但他绝不是一个合格的官员。
    这人生就喜爱奇石，爱看石、玩石、收藏石，自得其乐。在任涟水军使期间，因涟水多奇石，他就到处寻石，每寻到好石头，便躲进书房，终日把玩，连日不出后宅，便连政事都被荒废，以至惊动了上级。提点刑狱使杨杰为米芾沉迷奇石一事，特赴涟水，对米芾正言厉色道：“朝廷以涟水千斤重担相托，作为地方官，日理万机犹嫌不够，怎能终日玩石？！”而面对上司的质问，米芾知道事情很严重，但却神色始终自若，拿出一个个千奇百怪的石头来贿赂杨杰。“我的石头这么美妙，我怎么忍心出门呢？”
    而最奇葩是在于，义正言辞的杨杰竟然还真的收下了奇石，且是用近乎无赖的手段在米芾拿出自己最为珍奇的砚山石夸耀奇石之美，为自己沉迷奇石荒废政事而狡辩的时候，直接给夺了去。
    砚山石是米芾最为珍奇的百倍，有记载说他得到砚山石后“抱眠三日”，狂喜之极，即兴挥毫，留下了传世珍品《研山铭》。
    可现在这宝贝却就这么的被杨杰给抱走了，最搞笑的是，杨杰还把这颗石头拿去给皇帝看了，然后转手就被收入了内库。
    这就是赵宋的官场，这就是赵宋的官。
    你不能看了包青天，就觉得当官的有多么清正廉洁，也不能看了六贼就觉得当官的尽是贪官污吏。事实上还有一种官叫‘米芾’。
    甚至在很多官儿都有着‘米芾’的属性，区别只在于他们表现的如何。
    毕竟是儒家么，是先天上就除了自己鄙视一切的读书人么。
    让他们为一群粗鄙的泥腿子费心竭力，保不准还真有不少人不愿意。
    这是时代造成的因素，对赵构言错误的三观那也是耽搁他推行新政的一大麻烦。就好比当初的王安石变法，细看其一条条范例，绝对有独到之处，甚至搞试点（前文差了，王安石也做过试点，且不止在一个地方）时候还效果极其好。比如那青苗钱。可为什么推行到全国时候就善法变成恶法了呢？其中的一个原因就是他缺乏足够多的政治同盟，或是说是足够多理解新法了解新法的官员作为羽翼。
    而赵构跟王安石不同，他是军政大权的掌握者，是一切游戏规则的制定者。他有足够的权利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做事情。
    比如现在，抽调各县知县来培训，同时从在京的候补官员与太学生中抽调一些人去填补各县空缺。
    宋朝的知县可不都是七品官，七品在宋朝已经是一个很不错的阶位了。在宋朝，三京赤县的县令也才正八品，诸州上中下县令才是从八品，很多下县根本就不设县令。
    如此情况下，那些个乡镇区官长，只是一个正副九品，可这已经是官了。
    放到先前，那都是一县的县城、主薄的阶位。
    那些个候补官和太学生们自也很是满意，虽然在上任之前，他们也需要上培训课。
    不然，那一个个都不通庶务的，还如何能把赵构的新政推行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