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毕竟是军人，无论是以前在大帅手下也好，还是现在在汪主席手下也好。我——毕竟只是个无父无母，由陆伯伯一手带大的属于军队的孩子。无条件地服从，就是我最需要遵守的原则。于是，我继续披着这身连自己也恶心与瞧不起的所谓的皇协军军装，来到远山战俘营任这个加强连连长的职务。让我没想到的是，这趟过来，我的人生就此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经历的也都是一些在常人眼里不可能发生的事情。甚至于，这个世界还是否有我——邵德这个人，我自己都不能确定了。
    远山战俘营一共关押了七八百个中国战俘，都是从各地战场上被俘后运送过来的。比较奇怪的有两点：第一个奇怪的是送来的战俘都块头不小，并且战俘营伙食啥的不说很好吧，总也管战俘们吃饱，还不用劳动，好像是给大伙养膘。而看守这七八百人的，是我们皇协军的一个五百人的加强连和小日本一支一百五十人满编制的小队，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人看守一个战俘的配置。而第二个奇怪的就是每隔几个月，便过来两个小队的鬼子，开着大车，送来两三百个新的战俘，又接走同样数量的人。也从来不对驻守在远山的我们这一干中国士兵解释，让人觉得很是诡异。
    和我住一个军官宿舍的是翻译官金爷，戴个小眼镜，喜欢眯着眼看人，过来没几天就和我很熟了。有个晚上金爷弄了点儿小酒，说要给我说说这战俘营的内幕，聊聊战俘营里那群不和我们来往的鬼子兵的事。二两白酒下肚，老爷子明显有点儿高了，眯着眼问我：“邵德，像你小子一个上尉军官来咱这儿当个连长，估计是以后还要继续往上升的吧？”
    我嘿嘿笑，没有回答。金爷便莫测高深地笑笑，说：“也好啊也好！这鬼地方虽然闷，但也清闲，在这儿混段日子再上调也好，总比很多兄弟被拉去前线和咱自己中国人打仗好！起码不用沾自己同胞的血啊！”
    我摇摇头说：“在这儿看守着这些战俘，都是自己同胞，每天看着他们活得像狗一样，还不是一样地难受。”
    金爷叹叹气，说：“那倒也是！但总之心安一点儿吧。咱这些皇协军，说得好听点儿是大东亚共荣圈的卫士，说白了不就是小日本的走狗？唉！这年月啊，什么人都难。所以我还时不时地想，老子当年跟着杨建他们跑了，现在还说不准活得能有点儿尊严。”
    “跟杨建他们跑？什么意思？”
    金爷见我一脸的疑问，便嘿嘿地笑道：“想听故事啊？上烟上火，金爷我今晚难得开心，给你说说咱战俘营唯一的一件大事。”
    我呵呵笑着给金爷把烟点上，金爷深深地吸了一口，然后给我说起远山战俘营三年前发生的故事来：
    当时是1938年初秋吧。前晚的一场暴雨，把战俘营外的铁丝网冲倒一片。日军小队的坂田少佐便要咱皇协军派了三四个士兵，押了七八个战俘出去维修。
    十几个人开了部卡车出去不久，天便又暗了下来，又是一场暴雨来了。一干小日本便都窝进了营房，我们一群皇协军看守也把战俘都早早地赶去了号房，留几个站岗的外面守着，躲在营房里赌起钱来。
    一直到晚上，还不见出去的看守和战俘回来。坂田便带了七八个日本兵，再让当时咱皇协军连的连长杨建带了一二十个弟兄，开车出了战俘营，说要过去看看情况。毕竟那天一整天都下着黑糊糊的大雨，远远地瞅不清楚铁丝网那边的情况。
    可谁知道到了那现场，发现地上倒了几个皇协军士兵的尸体，血水都被雨丝冲得快没了，战俘都没了踪影。坂田站在大雨里哇哇地乱叫，杨建低着头跟着淋雨，还被恼羞成怒的坂田给扇了个耳光，然后坂田指着车轮驶向的远山，要杨建当场带着那一二十个士兵，去追捕没了踪影的战俘。
    据说杨建也是条汉子，冲着坂田鼓着大眼珠子，似乎要发火了。金爷当时也在场，忙挡在杨建面前没让坂田看见他那熊样。然后杨建扭头一挥手，冲着那一二十个弟兄吼了一声：“走！兄弟们跟我进山抓人去！”
    说完便一低头，往远山里走了去。一干弟兄也都觉得憋屈，再说杨建一向对弟兄们都不错，便也都没说什么，一声不吭地顶着雨，跟着杨建往远山里去了。
    那场雨足足下了三天三夜，弟兄们都在营地里嘀咕着杨建和那些个兄弟这趟差事够辛苦的。到第四天大早，雨住了，坂田又拉了两车兵往远山方向开去，在山脚下找到了被战俘开走的卡车，在山上又捡回了一个已经昏迷的皇协军士兵和一具杨建带出去的士兵尸体。
    据说那没死的士兵当场就被坂田带回营地审问，最后那士兵从坂田手里放出来，却成了个傻子，问什么都是咧嘴呵呵笑。小日本带的话来说是：这小兵不愿意跟着杨建叛逃，被杨建打成白痴的。实际上是什么真相都不得而知了。
    逃跑的战俘和杨建带的追捕队伍，也在那天后再也没有了踪影。小日本也好像压根儿没这事一样，对外说是战俘暴动，杨建和一二十个看守殉职，之后就再也没有提起过了。好像那些人进了远山里，就完全与他们无关了一般。
    听完后，觉得这只是一个缺胳膊断腿的故事，有首无尾的那种感觉。金爷说完也累了，趴在床上呼呼地睡去。而我却被这老鬼吊起了胃口，为那三年前的战俘逃亡，以及紧跟着如石沉大海般消失的杨建带的一干兄弟的故事，失眠了……
    第二天早上我便扯着金爷问：“不是说当时有个兄弟没死吗？那人呢？”
    金爷估摸着那一会儿还没睡清醒过来，扭头白了我一眼：“当时是没死啊！就现在开水房那天天坐门口傻乐着的那位，弟兄们说也是自己的手足，咱在这儿多久，就养他多久得了。”
    这无头无尾的故事便似乎在金爷这里告了一段落。之后那些天我忙着接手分管的战俘营工作，就没有多想这事。一直到有一天，去开水房那边提开水，在门口还真遇到个坐着条板凳对着天呵呵笑的汉子。那一会儿我便来了好奇，上前问他：“你是咱这儿以前的看守吗？”
    傻子扭头过来看我，顿住笑容，没有任何表情地瞪着我。我寻思着这到底是个傻子，问他也不会有结果的。正准备进开水房，谁知道傻子在背后突然大声地吼道：“九日……九日……”
    我被吓了一跳，转过身又看他，只见傻子伸出手来指着我，嘴唇哆嗦着：“曹正……曹正……别杀我……”
    说完这话，傻子便扯开腿，往远处跑了去。
    我一头雾水，莫名其妙地进了锅炉房。
    谁是曹正？九日又是什么意思？在那个下午两个问题在我脑海里来去地晃悠。到晚饭时间我实在忍不住了，便叼着烟跑去找正在值班的金爷打听。
    金爷听我说了傻子中午的反应，便拍拍头：“曹正……这名字好熟啊！让我想想……”
    我期待地盯着老爷子的思想放飞，半晌，金爷一拍大腿：“想起来了，三年前跑了的战俘里有一个叫曹正，对！就是有个叫曹正的。”
    我更加摸不着头脑了：“那九日是什么意思呢？”
    “九日？”金爷吐了口浑浊的香烟，“九日我倒真不知道是什么了？邵长官，你真想打听这几年前的破事，你去找找当时的档案吧！那上面应该都还有吧！”
    “啥？档案？难不成咱战俘营那所谓的档案馆还真有些资料在里面不成？”我当时一听金爷说还能找到那事件的相关资料，马上觉得那三年前的事的背后肯定真有蹊跷。
    谁知道金爷呵呵地笑了，说：“邵长官，你激动个啥，进咱远山战俘营的每个战俘都有一份档案在档案馆备案，包括我们这些皇协军的兄弟也都有资料备份在那里！你以为只有你进到远山来才照了相啊？大伙都照了的。”
    我从金爷那里出来，便直接去了之前一直没去过的档案室。要知道在远山这破地方，本来就相当无聊，能因为这已经过去了一些年份的事拨弄起好奇来，似乎也是种寻根问底的乐子吧。
    管档案的是一个比金爷还要年长的朝鲜老头，大家都叫他李伯，归小日本他们直接管，一口东北腔的中文说得也还流利。见我一个中国人过来打听逃走的战俘和杨建他们的资料，老头便歪着头对我说：“这些东西可不能随便拿出来的，你谁啊？刚调过来的吧！”
    说到这儿他冲着我的肩章瞅了瞅，语气缓和了一点儿：“都是陈年旧账了，翻来看啥呢？就是场暴动，带头逃跑的战俘叫郑大兵，那畜生下手还真狠，抢了几个兄弟的枪，最后弄死了咱几十个兄弟。”
    我寻思着这李伯可能也是早就被告知那战俘逃跑事件务必要狠狠压着的，而我不过是机缘巧合陪金爷喝酒喝高了才有机会听到。但我想着既然来了，也不想空手回去，便给李伯递了支烟，说：“李伯，我是新调来的邵德，那案子的实情我已经知道了，只是想看看当时跑了的那几个犯人的情况，好在以后的工作中引起点儿警惕。”
    李伯接了烟，呵呵地笑，说：“原来是新调来的邵长官哦！嗨！你早说啊！得！你等等，我拿给你瞅瞅，不过不能带走，你在这看看就是了，正好我要出去打饭，你帮我看会儿门咯。”
    说完李伯便进去折腾了几分钟，拿出个档案袋给我，自己端着个饭盒屁颠屁颠地往食堂去了。
    我一圈一圈地、缓缓地解着档案袋上系着的细绳子，那过程好像有预感一般，这解开的将是会改变我这人生命运的物证，心情很离奇地沉重了起来。
    档案袋里只有八个犯人的资料，都是用日语记录的，我的日语水平也还行，基本上能看懂。第一张就是战俘郑大兵——一个凶神恶煞的光头，脸上满是横肉，眼睛深深地陷在眼眶里。鼻头往下勾着，和他很是煞气的容貌很不相称。档案上记载着他被俘时是国民党少尉军官。出事时才进来两个月。
    我心里很是惶惶不安，继续翻着其他几个犯人的资料。当然，也没细看，就是刻意地寻找曹正和有关九日的信息。果然，曹正的资料被我翻了出来。照片上是个阴着眼睛的大概二十七八岁的小伙，大大的眼睛，有点儿眼袋，应该是平时要戴眼镜的，所以拍照时才眯着眼。神情看起来却也还算挺斯文的模样，唯一和那五官的斯文不相搭配的是眉毛很粗。同样地，我的眉毛也很粗，之前在军校学习的犯罪人类学里认为眉浓的脾气大，易冲动。所以这小伙应该和我一样，发起火来有点儿犯倔。
    想到此，我便自顾自地笑了笑，傻子把我认成曹正，这也实在差得太远了吧，完全不同的两个类型。你要说把我和郑大兵给看混还有点儿可能，都是这种粗犷模样，和这白净斯文的曹正看混，倒还真不应该。
    继续翻了翻，也没看出什么猫腻来，毕竟战俘档案也就一张相片和一些简单的个人资料而已。我抬起头来，瞅瞅天，觉得自己似乎也挺无聊的，便把手里这些玩意儿规整了一下，往档案袋里放。也许是机缘吧，曹正的那张战俘资料额外地伸出来一截，我随意地把那一页往外拖了拖，再往里塞的瞬间，冷不丁看到曹正的出生日期上几个熟悉的数字。
    我连忙把那一页重新拿出来，只见那页上显示的出生年月日——19141011，和我居然是同年同月同日生。也就是说，三年前这小子也就二十四岁。我看着微微笑了笑，把卷宗重新整理好，放到了李伯的书桌上，点了支烟，等着李伯回来。
    我坐在那里胡乱地想了想，觉得我和曹正就出生年月日是一样的，难道这在脸上还能看出来不成？能让傻子把我看成是逃走的战俘曹正？
    也就看了那档案后没过几天，战俘里就发生了四号房以陈海波、赵老四为首的八个人越狱事件。
    出事的前一天，陆伯伯跟着日军军部的几个大佐来了趟远山战俘营。陆伯伯私底下和我说，其实他现在已经是皇协军高级军官了，不需要跟着他们这些小日本到处乱跑，来远山就是来看看我怎么样。
    我问了姜阿姨身体好不好，还有陆旭现在怎么样。陆旭是陆伯伯的儿子，和我一起长大的。只是他很早就离开了东北，跟着陆伯伯以前一个北洋政府时的兄弟混商界了，据说有点儿身家。